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外侵略扩张，尤其是中东铁路的修筑。大批的外国侨民涌向哈尔滨，甚至一度超过了哈尔滨中国人的数量，“1912年之前，外侨人口一度占哈尔滨总人口的60％以上，1922年外侨人口占哈尔滨总人口的52％。”[1]1913年1月14日，中东铁路局对哈尔滨及其郊区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当时哈尔滨有68549人，53个民族，使用45种语言，其中100人以上的民族有，俄国人（34313），中国人（23537）、犹太人（5032）、波兰人（2556）、日本人（696）、德国人（564）、鞑靼人（234）、拉脱维亚人（218）、格鲁吉亚人（183）、爱沙尼亚人（172）、立陶宛人（142）、亚美尼亚人（124）。俄语和汉语是最主要的语言，其次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2]。1932年后，外侨人数虽有波动，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多，直到1948年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还有3万多人(主要以俄侨为主)[3]。众多的侨民在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方面差异明显，于是就形成了在特定地域性内，具有共同社会交往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群体（社区）。此前，学者对于哈尔滨的俄侨生活论述较多，因此，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介绍除此之外的一些外国侨民生活情况。

一、犹太人社区（Jews Community）

哈尔滨第一个犹太人的社会组织是犹太宗教公会，它注册于1903年，由于犹太人离境于1963年关闭，共存在了60年。哈尔滨犹太公会管理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教育、慈善、医疗、结婚、离婚、婴孩出生和会众死亡等事物，它拥有非常完备的社会网络组织，如，十月革命前的老会堂(1907)、圣葬社(1907)、犹太妇女慈善会(1907)、提供免费用餐的慈善会(1916)。它也包括临时性组织，如扶养远东战争(1912 - 1914)孤儿委员会和帮助1914 -1920年战争期间犹太难民慈善会。十月革命后，犹太社区又建立了其它社会组织：犹太人新会堂(1919)，援助贫穷犹太人医疗协会(1920年，它于1921年开了一家诊所，到1933年建成犹太移民医院、犹太残疾和老人慈善会(1921年)，以及1932年大洪水期间犹太牺牲者临时慈善委员会。1903年哈尔滨的犹太人有500人，1908年达到8000人，20年代人数的最高峰大约是15000人。早在1907年一个由会堂提供财政支持的犹太小学开办了。不久，犹太中学和职业学校也被兴办起来。此外，犹太公会还建立了银行、图书馆等。老会堂不仅是哈尔滨犹太人宗教仪式的举行地点，在紧急情况下，也是犹太社区商议紧急情况和重大事件的场所。还是选举社区的执行委员会和听取社区工作报告的地方。犹太人最大的集会之一是在1933年4月，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抗议德国迫害犹太人而发起的，有2500多人参加[4]。

二、突厥-鞑靼社区（Turkic-Tartar Community）

哈尔滨突厥-鞑靼社区的社会和宗教活动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鞑靼人与俄罗斯文化的联系不够密切，伊斯兰教文化对于该群体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加强有很大影响。哈尔滨俄罗斯鞑靼社区开始于中东铁路的修建，他们主要来莫斯科东南朋砂省（Penza）和塔波乌省（Tambov）。十月革命后乌拉尔地区的鞑靼人大量来到这里。这个社区的成员不仅包括占大多数比例的鞑靼族人，而且包括一些说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俄罗斯人，尤其是巴什噶尔人（Bashkirs）。塔塔尔人（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突厥-鞑靼人，笔者注）在俄罗斯与中国和蒙古的贸易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商人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就己经跟东北地区有过比较固定的合作关系。”[5]

1904年哈尔滨突厥-鞑靼族穆斯林社区成立。从1907年至1926年社区的领袖是G.斯利克米图夫(Ginietulla Selikhmetov)。1908年，由社区财政资助建立基特（Geniett）小学；1937年开办一个残疾和老年穆斯林养老院；1941年成立孤儿院；妇女和青年俱乐部在社区中也比较活跃，社区还鞑靼语出版刊物《远东》（The Far East）和报纸《星火》(The Spark)。

哈尔滨鞑靼人在1901年时建立了第一个木制清真寺、1906-1907年改建成砖石结构的一层建筑，1922年，由于社区成员的增加，同时为了纪念巴格达皈依伊斯兰教1000年，开始兴建二层清真寺，这项工作主要由伊玛目斯利克米托夫\\G.Selikhmetov负责，1926年他去逝后，工程被停了下来。1937年，工程由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清真寺建设委员会开始负责恢复建设，领导人是伊玛目喀斯毕布林\\Munir Khasbibullin。1937年10月7日，一座典型的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建成，它的设计者是哈尔滨著名的俄国建筑师日丹诺夫。清真寺的“祈祷仪式是用阿拉伯语进行的，然后一定要翻译成突厥-鞑靼语。”[6]值得注意的是，哈尔滨鞑靼社区是俄国侨民突厥-鞑靼族在远东的唯一社区，自20世纪30年代后，该地区主体转移到日本，这也是哈尔滨外侨清真寺后期的民族文化事业不十分兴盛的主要原因。关于该社区的人数，人们现在知道的不多，“1949年，有教徒250人。1969年有教徒40人，除鞑靼2 外，还有7名巴基斯坦人。”[7]从他们的清真寺和墓地规模上推断，其鼎盛时期的人数应在千人以上。

三、亚美尼亚社区(Armenian Community)。

哈尔滨亚美尼亚社区创立于1917年，成立的时间比以上的其它社区晚了很多，这是由于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亚美尼亚人大量来此避难壮大而成。负责社区管理的是社区主席和阿美 尼亚教会。亚美尼亚社区的目标是为了贫困同胞提供帮助和巩固其民族精神；它为社区中的最贫穷的成员支付医疗和丧葬费用；它还为失业者提供一次性贷款和照顾孤儿、老人。这个社区慈善工作主要是由隶属于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妇女委员会承担。亚美尼亚社区的另一个目标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管理委员会开设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和语言的课程，组织民族政党。年轻的成员还演出亚美尼亚语戏剧，庆祝民族及宗教的节日、举办“茶会”等。

1918年前，亚美尼亚祈祷所只是做为他们的宗教中心。在1918年至 1923年社区建立了圣格利高利—亚美尼亚开明者教堂，此教堂成了整个社区的中心。“阿尔缅派（即亚美尼亚教）在哈尔滨市有个教堂，地址在南岗区花园街18号，始建于1912年，教堂主持人为英国侨民。教徒的国藉复杂。1949年时，尚有100多人，外侨几度大批离境后，教徒减少，教堂遂关闭。”[8]哈尔滨亚美尼亚人东正教会成为满洲、中国、日本的亚美尼亚人的中心，因为它是唯一的、流亡在远东的教会。哈尔滨亚美尼亚社区的第一个神父是罗斯特姆\\Egishe Rostom \'iants他在十月革命前定期来哈尔滨，后来他就将全家搬到了哈尔滨，他在这里居住直到1932年10月去世为止。当神父罗斯特姆去逝后，社区有好几年没有神父。1937年，由于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的积极努力，27岁的神父凯兹尔（Assogik Kazar \'ian）从耶路撒冷来到哈尔滨，他居住在哈尔滨直到1950年回到耶路撒冷。他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五种语言，他对哈尔滨亚美尼亚教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波兰人社区(Poland Community)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一些波兰人也同大批俄国人一起进入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地方，不过由于波兰在18世纪未已经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所以当时的波兰人没有独立国家的侨民身份，而是以俄国或其他国家侨民的身份进入哈尔滨的。“1908年，波兰人柴瓦德夫即在阿什河（今阿城市）修建了糖厂。……1920年，由波兰资本开设恒信公司。”[9]阿什河糖厂建设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是中国制糖业的先驱企业。1931年5月15日“举办了哈尔滨波兰商品展览会，展览会期间，波兰驻华全权代表巴尔麦尔、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10]在大多数情况下，哈尔滨波兰人社区与天主教社区是重叠的，因为大多数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百分之九十的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是波兰人。与犹太人、突厥-鞑靼、亚美尼亚社区不同，由于欧洲传统的影响，波兰人社区不是一个宗教和世俗相混合的组织。虽然天主教仍然是波兰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波兰社区的核心是建立于1907年的世俗文化机构—“波兰之家”（Gospoda Polska）俱乐部。1909年，建立了斯坦尼斯拉夫教堂（St.Stanislas Catholic church），为此“莫吉廖夫都主教辖区的大主教，也是波兰族人扬·采普利亚克还专程从彼得堡赶到哈尔滨亲自参加盛典，并将自己登记为哈尔滨天主教区教民”[11]。当时哈尔滨的波兰人很多，是在哈尔滨生活的除俄国人、犹太人之外，人数最多的外国人。自1910年开始，天主教堂开始组织自己的慈善机构来帮助贫困的天主教徒。“波兰慈善会于1920年成立，设于南岗区龙江街，代表人为于那克日特克夫司格亚。以收养救济波兰残疾人和贫民为目的。设收容所一处，收容残疾人40余名，免费食堂1处，每年供给贫民午餐约1.4万份。经费靠会员会费、慈善晚会收入，每年收支约在6000元左右”（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建国前外国人在哈尔滨活动简况》（内部出版），1992，第142页）。1922—1924年间，天主教堂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宗教社会性刊物，刊名为《波兰年鉴》（1942年被取缔）[12]。1925年，在哈尔滨在埠头区（现在道里区）建有一座叫圣约瑟的波兰天主教堂（St.Joseph Catholic Church）。1907年，在哈尔滨的波兰人成立波兰侨民会。1912年，开办辛凯维奇中学（在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地段）。1921年波兰共和国在哈尔滨设立办事处，1931年改为驻哈尔滨领事馆（该馆1942年被日伪当局封闭）。1946年波兰侨民会开办波兰养老院。

有关学者对哈尔滨或中国东北的波兰人的人数说法不一：从6000-7000人至不到100人，差距甚大[13]。哈尔滨的地方文献对此的记载是：“1928年，波兰侨民达735人。1931年，1090人。1935年，1112人。1939年，在哈尔滨市的波兰侨民还有1034人。”[14]“1948年，黑龙江省境内仍有波兰侨民1096人，此外还有部分与波兰人结婚的无国藉者。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49年内三次遣返波兰侨民742人（内有部分苏联藉波兰人），仍有422人愿意留在黑龙江。”[15]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波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人类近现史上的悲惨命运相关，也与当时远东及哈尔滨特殊的局势密不可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波兰藉的犹太人，他们虽然拥有波兰国藉，但是其生活的中心却是在犹太社区[16]。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波兰人在哈尔滨的人数很多。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49年3月和1950年7月与哈尔滨市政府就波兰人在哈的房产处理问题协商处理[17]。1958年，哈尔滨市政府迁移外侨墓地时，对“天主教联合”墓地的统计是：“该墓地同共有外侨墓2104个，按教派分，天主教1298个、莫洛干教151个、基督教信义宗（巴基斯特派）42个、基督教安息日宗92个，卡拉伊姆教41个、鞑靼教480个”[18]。其中，“天主教联合”中的天主教墓地主要埋葬的是波兰人。

五、犹太人卡拉派社区（Karaism Community）

卡拉派是与拉比犹太教对立的犹太人宗派，在世界上的人数很少。由于其与传统上的哈尔滨犹太人在宗教、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社区却独立的，完全不同于前者。哈尔滨的卡拉派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其名称叫作占塔（Junta），它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的宗教领袖相当于神甫或毛拉，被称为哈赞（Hazzan），所有的宗教仪式都由哈赞负责执行（包括葬礼）。哈赞也签署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证明等，这些文件最终都会被俄国当局、中国当地政府、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合法性。

卡拉派的工厂企业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优势行业的香烟制造业，其最主要代表人物老巴夺兄弟所创建的老巴夺烟草公司（后为英美烟公司合并）规模庞大、设备一流，利润丰厚是东北亚地区极为著名的烟草制造企业。卡拉派在哈尔滨人数最多时有120人左右，有自己的墓地[19]。

六、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社区（Georgian and Ukrainian Community）

有证据表明，哈尔滨格鲁吉亚人在文化教育、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比较活跃，他们在1905年建立了“满洲格鲁吉亚人互助协会”（the Georgian Society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Manchria）。格鲁吉亚人大部分是东方东正教的信徒。然而，他们在哈尔滨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教区、主教和教学堂，宗教活动不活跃，只是偶尔的一些慈善活动与教会相关。哈尔滨格鲁吉亚人的宗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有一些格鲁吉亚人是天主教徒，但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他们都不讲民族语言，而是使用俄语。1919年4月，全西伯利亚地区格鲁吉亚人大会在哈尔滨召开[20]。1945年8月苏军进入哈尔滨后，其社区领袖被往西伯利亚劳工营。

哈尔滨乌克兰人的活动情况与格鲁吉亚人相似。他们的民族自我认同性不强，宗教活动主要使用俄语，活动场所在俄罗斯人的东正教堂中进行。1907年12月成立的世俗性的教育和慈善性质的“乌克兰俱乐部”是他们的第一个组织，此俱乐部后来成为一个业余戏剧社。1916年，由于此俱乐部的努力，远东地区第一个乌克兰小学在哈尔滨建立。在远东地区，他们曾召开过4次大会，组织乌克兰人地方委员会和自治机构，青年团体和新文化协会，努力扩展民族语言的使用。1918-1920年，哈尔滨乌克兰俱乐部创建“乌克兰民族之家”（the Ukrainian National House）、乌克兰中学以及另外一些机构。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深入，乌克兰人开始准备筹建他们的教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所以要建立自己的教堂，是因为政治因素，即试图将自己与俄罗斯和其它外国人区别开来，而纯粹宗教原因并不是主要的。1922年，哈尔滨乌克兰侨民被批准修建他们的教堂。乌克兰侨民曾打算将他们的教堂变成侨民政治、社会和经济中心，但是1931年教堂建成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中苏两国共管中东铁路后，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失败，哈尔滨乌克兰侨民政治活动开始平息，乌克兰俱乐部和乌克兰中学处于苏联影响之下。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乌克兰内部的分争（十月革命后，东北地区的乌克兰人受俄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出现分裂），乌克兰俱乐部几乎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乌克兰人议会的房子被没收，俱乐部被中国当局关闭，乌克兰中学也完成了她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侨民的社会作用也开始降低，只有一些纯粹的宗教功能。1932年日本人占领哈尔滨，他们的影响力又受到较大削弱[21]。

以上的几个早期哈尔滨外侨群体，并不是以国藉为标准加以区分的，而是以民族或文化为依托、自发形成的；有的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能够自我管理；有的还不具备典型的社区特征，它们的相应组织并不非常完善，我们可以称为准社区组织；在所有这些社区之中，文化都起着一定的领导民众、联接内外、凝聚人心等的媒介作用。

参考文献：

[1]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参见Harbin Russian imprints:bibliography as history,1896-1961:materials for a definitive bibliography, 2002 Norman Ross Publishing Inc.

[3] 参见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2）；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 A.考夫曼回忆，参见“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会刊”，特拉维夫，1997，第352期。

[5] 参见世旭：《俄国侨民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活动评述》，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1）。

[6] H. П.克拉金：《哈尔滨—俄罗斯人心中的理想城市》，张琦，路立新译，李述笑校，哈尔滨出版社，2007。

[7]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17卷，1998。

[8] 黑龙江省档案馆159-1-21号。

[9]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黑龙江省外事志资料汇编》第5卷，1990，第139页。

[10] 纪凤辉：《哈尔滨寻根》，哈尔滨出版社，1996。哈尔滨波兰商会成立于1930年初，到30年代中期，商会共有会员21名，当时在哈尔滨的波兰商行总数是26家。而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波兰商行数量约为40家。参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建国前外国人在哈尔滨活动简况》（内部出版），1992。

[11] H. П.克拉金：《哈尔滨—俄罗斯人心中的理想城市》，张琦，路立新译，李述笑校，哈尔滨出版社，2007。

[12] 参见H. П.克拉金：《哈尔滨—俄罗斯人心中的理想城市》，张琦，路立新译，李述笑校，哈尔滨出版社，2007。

[13]参见李述笑：《波兰人在哈尔滨轶事》，《黑龙江日报》，2002年6月11日。

[14]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17卷，1998。

[15] 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办公室：《黑龙江省志 外事志》（讨论稿），1999。

[16] 参见Alexande Menquez(pseud.),Grewing Up Jewish in Manchuria in the 1930s: Personal Vignettes, see Jonathan Goldstein ed. , The Jews of China, Volume Two, New York, 2000.

[17] 参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黑龙江省外事志资料汇编》第5卷，1990。

[18]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17卷，1998。

[19] 参见王志军：《哈尔滨的犹太人与卡拉伊姆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6）

[20]Thomas Lahusen ed. ,Harbin and Manchuria:Place,Space,and Identity(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Duck University Press,2001,p87.

[21]参见世旭：《俄国侨民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活动评述》，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1。Thomas Lahusen ed. ,Harbin and Manchuria:Place,Space,and Identity(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Duck University Press,2001.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建国前外国人在哈尔滨活动简况》（内部出版），1992。